蒋介石借“廖案”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

发布时间:2015-12-01 11:06:44
蒋介石借“廖案”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

[摘要]胡汉民在“廖案”中有推脱不掉的嫌疑。

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成立后,国民党内各方面的矛盾仍在加剧,其中,党内“左右派”之争尤烈,右派对廖仲恺的仇恨不断加深。结果,仇恨左派的“阴谋者们”,在举行了十余次秘密会议之后,终于在1925年8月20日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将廖仲恺刺杀。“廖案”不仅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桩悲剧,更影响到了此后国民党高层的权力结构变动。

胡汉民与“廖案”的关系

胡汉民在“廖案”中有推脱不掉的嫌疑。且不说其兄胡毅生是该案的主谋之一,胡汉民本人事前也知道反对派酝酿刺杀廖仲恺,但“不加阻止”。

“廖案”何以发生,众说纷纭,扑朔迷离。案发后,陈公博受国民党中央委托,对该案进行了调查。他说,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,有三种人不满意廖仲恺:其一为失意军人,如魏邦平、梁鸿楷等;其二为无聊政客,以林直勉、胡毅生为代表;其三为朱卓文等“败类同志”。他们最初组织一个叫“文华堂”的俱乐部,胡毅生是文华堂的领袖,他们办了一份《国民新闻日报》,对廖仲恺、汪精卫、吴稚晖、李石曾等人不时加以言语攻击,并放出消息,要将汪精卫、廖仲恺、蒋介石暗杀。8月20日,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会在惠州会馆开会,早上九点钟,廖仲恺和陈秋霖在门口下车后,被凶徒放枪扫射,廖仲恺当场身亡。

陈公博在报告中未提到当时同是国民政府重要领导人的胡汉民,蒋介石后来也极力为胡汉民辩白,但事实上,胡汉民在“廖案”中有推脱不掉的嫌疑。且不说其兄胡毅生是该案的主谋之一,胡汉民本人事前也知道反对派酝酿刺杀廖仲恺,但“不加阻止”。据鲍罗廷记述,支持胡汉民的一伙人曾问他,“是否该干掉廖仲恺了?”胡的“回答是沉默不语”。据陈公博讲,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曾告诉他:

当时所谓铁血团的李天德在廖案之前曾见胡先生。问胡先生:“外间有人说先生要杀廖仲恺,是不是?”胡先生不答。李天德出来对人说:“你们怎么说胡先生要杀廖先生呢?我问他是不是要杀廖仲恺,他始终仰着头没有答我。”听的人答道:“你真是傻瓜,他的不答,就是答应,难道他当面叫你去杀吗?”

陈公博转录的陈璧君的说法,其证据效力究竟有多大,很难判定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就是“廖案”的发生给胡汉民带来极为不利的政治影响。正如汪精卫所说:在这个事件上,“胡展堂只负政治上的责任,不负法律上的责任”。

“廖案”对胡汉民的影响

“廖案”发生后,胡汉民不得不离粤赴苏。但事实上,“廖案”的发生只是提前了胡汉民的出洋日程,并不是决定胡汉民出洋的唯一因素。

“廖案”发生后,胡汉民不得不离粤赴苏。蒋介石后来竭力声称这是汪精卫“在共产派压力之下,藉廖案嫌疑关系,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名义,离粤出国”。而当年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在《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———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》中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:“廖案”发生后,特别委员会命令逮捕胡汉民,“这项逮捕令交给黄埔军校的一个军士和两个士兵去执行。他们来到胡汉民住所,胡汉民的女儿问:‘你们要干什么?’他们回答:‘我们是来逮捕反革命分子胡汉民的’。胡汉民的女儿说:‘请等一等,我看看他在不在家。’她走进屋里通知了她的父亲,胡汉民刹那间就从后门逃走了。不久,胡汉民还是给抓着了。但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坚决要求,他没有受到审判,而被派到国外去‘深造’了。”

当时在广州任职的包惠僧则这样记述:

胡汉民自命为是老资格,他又没有亲自动手杀廖仲恺,就故作镇静在广州不动。当天夜晚他一听到有人打门,即从床上跑下来,赤着脚由后门溜出去,逃到汪精卫的家里,请汪精卫保护他。汪精卫一面招待他,一面打电话报告蒋介石,蒋介石当即派员把胡汉民送到黄埔软禁起来。

邹鲁则说:“廖案”发生后,鲍罗廷借机指使特别委员会“拿办”胡汉民等人,幸得蒋(介石)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,‘诸人’才能够免膏虎口。

但事实上,“廖案”的发生只是提前了胡汉民的出洋日程,并不是决定胡汉民出洋的唯一因素。早在廖案发生前的8月15日,正是蒋介石本人鉴于“胡汉民与许崇智嫌隙日深,许有不相容之心”,故“劝胡离粤出洋”。“廖案”发生后,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、国民政府委员会、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,决定由汪精卫、许崇智、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,“授以政治、军事及警察全权”,实际上掌握了“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”。在这种政治契机下,决定给胡汉民严厉惩处的恐怕主要应是许崇智,而非汪精卫。著名史学家陈恭禄先生早就提过这一论断:“(一九二五年)八月,廖仲恺被刺,政治会议、军事、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,推汪兆铭、蒋中正、许崇智组织特别委员会,全权办理,调查廖案之结果,认胡汉民犯有嫌疑,许崇智与之不协,主张捕之,广州戒严,下令缉捕其兄弟,搜查胡宅,鲍罗廷建议遣之赴俄”。

蒋介石借“廖案”进入权力核心

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许崇智,是蒋介石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。蒋介石通过“廖案”的契机,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。

前面提到的陈公博关于“廖案”的调查报告是陈在该案发生数月后举行的国民党“二大”上代表“廖案”检察委员会所作的,此时的蒋介石已上升到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,所以报告中特意将蒋与廖、汪并列,无非是为抬高蒋的领袖地位。事实上,蒋介石虽然对组成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产生过一定的影响,但在国府成立之后,他除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外,并未占据其他要职。甚至可以说,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,“并没有使蒋介石进入政府的领导地位,当然更不用说党的领导地位了”。蒋介石本人正是通过“廖案”的契机,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的。

黄埔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(震寰)、杨(杨希闵)叛乱中的功绩使蒋介石的声望迅速提高,但他在军界和政界的既有地位难以满足其“雄心壮志”。在广州国民政府建立过程中,获益最多的是汪精卫和许崇智。但汪只是一个并无实力的政客,虽然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,“实际上整天忙于党和国家的事务,因此,他实际上从不过问军事”。蒋与汪暂时尚无利害冲突。而擢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的粤军头领许崇智,却是蒋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。

平定刘、杨叛乱后开入广州的粤军,把持着广州的财政收入,致使蒋介石的党军军饷得不到保障,蒋对此十分不满。蒋、许自1925年6月间军事委员会开始改组军队、统一军政工作后,就“势成水火”,且矛盾在不断加深。

许崇智所部粤军虽人数众多但杂乱不整,因涉嫌谋刺廖仲恺和巅覆政府,8月25日梁鸿楷、招桂章、杨锦龙等多名粤军将领被捕。8月26日军事委员会议决改组国民革命军,蒋介石担任由党军和部分粤军组成的第一军军长,在军界地位进一步抬高。许崇智虽然在军队中的权力与影响有所下降,但很快又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监督,掌握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。许有意限制蒋介石所率第一军的发展,许、蒋矛盾进一步激化。9月9日蒋介石往晤汪精卫,对汪说:“许崇智不顾大局,把持财政,必欲限制本军之发展,可胜慨然”。

除财政之外,军事计划方面也有分歧。蒋介石“欲出师长江,以图本党之发展”,而许崇智则不予赞成。此外,湘军将领谭延闿、滇军将领朱培德等对许崇智的把持,也“同感不平”。苏俄顾问鲍罗廷对许崇智亦无好感,认为他“只会大唱革命高调”,且与陈炯明有着相同追求。尤其是许崇智在“廖案”发生后,阻挠对主要嫌疑之一的粤军将领梁鸿楷的逮捕,令鲍罗廷大为不满,认为许实际上已成了革命军道路上的障碍,必须予以“清除”。经过商议,广州国民党要人对许崇智形成两种意见:一种主张逮捕,另一种主张将其流放上海。结果,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,其代表人及执行者就是蒋介石。

9月19日,蒋介石密令学生第二大队、第一军第四、五团,粤军第四师第七、八旅并补充旅,以及铁甲车队、江固舰,协同“解决反革命各军”。粤军郑润琦部与莫雄部分别被缴械,收编归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指挥。在成功解决了许崇智的主力之后,19日晚,蒋介石致函许崇智,历数其作为“军政与财政领袖”的“过失”,指出许的不少表现实已危害到国民革命的大业。

为了“保全名节”,蒋介石建议许崇智“暂离粤境”,其部由蒋本人“负责维持”。据记载,许当晚接信后,给蒋介石回电话二次,“语多凶悖”。说明,双方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。但不管许崇智如何抵抗,最终不得不屈服。20日,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,解除许崇智的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和财政监督等职务,令其离粤赴沪。

据载,当蒋介石下令戒严时,许崇智曾向汪精卫电话质问此事。汪精卫复函许崇智,“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”,并谓“为先生计为大局计,亦莫善于暂行赴沪,一任介石将一切难题,及情感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之后,即请先生回”。许崇智接阅后,只得“完全同意”。下午三时,蒋介石派陈铭枢“护送”许崇智登轮启程。至此,蒋、许之争,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。21日,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9次会议上,汪精卫通报了政治委员会关于令许崇智赴沪休养,由蒋介石负责“收束粤军一切事务”的决议。次日,胡汉民也搭乘俄舰出洋。

逼走许崇智后,蒋介石终于排除了自己在争夺军事最高领导权方面的障碍。不久,他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,这无疑又进一步抬高了蒋的政治地位。结果,这个在1925年初还无足轻重的年青军官,“在几个月内通过大胆的、有目的的和激烈的行动一步步青云直上,在红色广州成了汪精卫之外的最有力的人物”。(郭恒钰: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》第142页)于是,在广州形成了汪、蒋暂时合作,汪精卫主党、蒋介石主军的局面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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