濮存昕:用自己不同的身份看待不同的问题

发布时间:2015-11-04 09:50:19
濮存昕:用自己不同的身份看待不同的问题
自行车是濮存昕常用的代步工具,他也多次参与宣传绿色出行的活动,甚至在两会期间,他也会用这个最便捷的工具去开会。 自行车是濮存昕常用的代步工具,他也多次参与宣传绿色出行的活动,甚至在两会期间,他也会用这个最便捷的工具去开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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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5月,濮存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校宣传预防艾滋病。从2000年接受卫生部聘书开始,这一公益工作已经做了15年。 今年5月,濮存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高校宣传预防艾滋病。从2000年接受卫生部聘书开始,这一公益工作已经做了15年。
由于正面形象深入人心,濮存昕更愿意在表演上寻求突破,戴着牙套演出《最爱》中的血头和《窝头会馆》中的没落老八旗子弟,为观众奉献了两个完全不一样却又深入人心的角色。 由于正面形象深入人心,濮存昕更愿意在表演上寻求突破,戴着牙套演出《最爱》中的血头和《窝头会馆》中的没落老八旗子弟,为观众奉献了两个完全不一样却又深入人心的角色。

  濮院长、濮主席……以前被很多观众认识的那个热心公益的濮存昕,身份越来越多,演员之外的濮存昕现在是谁?当记者与熟悉的濮哥坐下来,他也想聊聊自己,用自己不同的身份去看待不同的问题。

  濮院长

  在人艺,濮存昕是濮院长。不过这个濮院长不做管理工作,主要是演演戏,提提意见。濮存昕有他的自知之明,他自认不懂管理,是个“不称职”的院长,所以濮存昕靠每年演一百场戏来“赎罪”,担当人艺的门脸儿,参与、主持剧院的对外交流活动,倒也乐在其中。

  “我一直觉得当副院长是走错路了,当领导是一门学问,我就是一个演员,说起来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,我总觉得自己对。实际上做领导不仅仅是对错的问题,更有操作方法的艺术。演员总爱强调个性,但做领导偏偏要将个性隐去,代之以大局观和服务性,这恰恰是演员很难适应的”。

  “这个剧院怎么办,你去吵去。整个大空间,你没有力量去力挽狂澜,你可不是救世主,也别把自己当做领军人物,你有真知灼见的话,合适的时间说,没有合适的时间闭嘴,这就是苏东坡的经世之道,经过它,留给后人评说。今天争名夺利都是小的,最后是‘了’”。

  濮主席

  今年7月,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。在这个全国各路大大小小的剧种每五年一度的大会上,宣布了濮存昕当选中国剧协主席。

  “我妈妈(把当主席)告诉我爸爸了,他现在有点脑血管硬化,听到之后没什么反应。我猜他一定会觉得我胆儿太大,怎么就跑到那个位置去了,他对我要求一直很严格”。

  “该干吗干吗,也不是你要干吗,是大家要干吗,要知道大家要干吗我就踏实了。大家要干吗,这里面跟政府行政系统是否出现矛盾,矛盾点是什么,我们能发表什么意见,不能发表什么意见,也就是这点事。更多的是你要关注,在乎这些戏剧家们,吃舞台饭的这些人。舞台是什么,一个地方的夜生活,也是一个城市的气质和性格。我们要让大家喜欢剧场,更多人以文化消费的方式走进剧场,和台上的演员共同去营造一个戏剧的经历,这是互相之间的。我一天到晚地演,不是弄一个盒带复制,一场最多900人看,我一场一场地给你演。舞台是面对面地一起把生命流逝在此刻,是真人实实在在的生命在台上,就为你这900人演出。影视像是集市,随便你了,我有什么货都摆这儿了,戏剧是私人派对,有资格才能入场,你买票来,冲着谁来,导演、演员、编剧,还是冲你感兴趣的话题来。所以演出票是最贵的,是非常高贵的文化消费。观众越来越多,我期待的就是这个,不能老让观众说出还是老人好,戏剧家们不能辱没自己的行当。我也都过60了,一定有不行的时候,进不了新东西的时候,那就该退休了,不要再指手画脚了,那时候再指点江山,那糟糕透了”。

  “我说的这些,不见得很多人同意。特别是戏曲,这个行当我并不是专家,只是话剧这部分,我有一些自己的见解,但也是一家之言。你是大家伙儿选出来的,政府这个系统同意委任,经过投票大家都同意,聚所有人的期望,你成了一个场面人,被推到前头来了,这是一个被浮名所累的事情”。

  濮哥

 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是谁第一个管濮存昕叫“濮哥”,但濮哥这个称呼,在北京人艺早已经叫开了去。排练场上下,不论年纪长幼,大到林兆华导演这样的前辈、贵人,小到刚进人艺的年轻演员,都见了面叫“濮哥”。据说在人艺,有人要是喊“濮院长”,濮存昕还假装没听见,一叫“濮哥”才高兴地回头。

  “还真没注意什么时候就有这么个叫法了,单位的人这么叫我、后来单位外的朋友也这么叫开了,后来连我父亲都叫过‘濮哥’,真把我乐着了”。

  父亲

  作为防艾滋病形象大使的濮存昕,曾因将一盒安全套放进女儿的行李箱而招致巨大的争议。女儿濮方从美国留学回来后,就一直帮父亲打理着公益事业。

  “她(濮方)从小是个顺眼的孩子,不艳丽,但舒服,长大了也是个踏踏实实的性子。女儿学的就是文化管理,从美国回来后,她帮我把很多公益项目都做起来了,这样她就有机会到山区去,到边疆去,到穷苦的地方去”。

  “我跟我闺女说,别怕别人占便宜,你付得起的。她从美国回来,学过营销的,合同、谈判,有些事情跟人较真,那是她学的。我就跟她说,如果你在中国的环境,要为人处世特别好,就是千万不要怕人家占便宜,一定给别人,一定要合作。你够了,你就能给”。

  姥爷

  2014年,小外孙女的降生让濮存昕成了“姥爷”。提起这个家中新成员,濮存昕难掩慈爱。

  “外孙女长大也就是我们变老。我们都忘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,看着她,我们会想到自己的小时候。老人的怀旧往往是从孩子那儿点燃的,看她懵懵懂懂,现在已经会走了,一岁多,还不太会说话,能够叫爸爸了,还不会喊姥爷”。

  公益达人

  因为公益,濮存昕保持着居高不下的曝光度,从防治艾滋病,到关注儿童心灵教育,保护环境等公益活动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

  “其实公益头衔现在慢慢少了,艾滋病宣传员还是。卫生部比较灵活而且渗透比较深,他们做的民间活动,各方面都需要我去,我也做得比较好。不仅卫生部,还有外国机构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些”。

  “在今天,创造个人财富和创造社会财富越来越趋于一致,我觉得是没错的。该挣钱挣钱,不该挣的一分不要,该掏钱掏钱,就这三句话平衡了。在2000年前后,我做慈善工作越做越开心,因为所有人都帮助你,不是你一个人拼命做,而且我们也有种特别的责任感。现在太多的基金会做什么去了?敛完钱用其中1/3不到做点事,也没有有效的系统去监控它,所以我后来不再特别踊跃去参加基金会募捐的环节,一些公益的、有倡导性的事情做做,还是对社会有些好处,敛钱的我不去。我就自己弄,弄一点是一点”。

  广告代言人

  因为形象健康,正面,具有公信力,即使最近十多年影视片约减少,濮存昕依然可以凭借品牌代言维持着收入与曝光度。

  “我现在收入主要还是来自商业广告。不过我有自己的标准:医药广告不做,我是卫生部药品宣传员,医药广告我不敢做;房地产广告不接,连剪彩也不去,因为我就觉得不靠谱,你做了广告人家肯定骂你;现在食品广告是尽量不做,以前做过的,合同到期也不再做了。我有一部分广告收入不过手,直接就投到了公益领域”。

  “因为我做了那么多公益的事,接起商业广告才会坦然。又因为在大家心目中形象好,在广告空间的信任值比较高,与我合作的这些企业还在常年聘我,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检验。再进一步说,因为做商业广告,获取了一些利润,帮助别人才有底气。做公益,去帮助别人,不需要我砸锅卖铁,卖房卖地,不会成为我很大的负担。当然力有不及或道理上说不通的我也会拒绝。总之一句话,我不希望自己为此所累,不希望因此而耽误我在演艺方面的追求”。

  演员

  这个称谓应该是大众对于濮存昕最直接的认识,演员,不是明星,濮存昕也从未把自己当成一个明星,因为他没有负担,所以他连经纪人都没有。和演戏一样,他做很多事靠直觉。

  “你说濮存昕这个演员他这么正,满大街人都知道他长着一张‘公益脸’,我演很多角色就得破这个‘公益脸’,我演话剧《窝头会馆》、电影《最爱》得装上假牙,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拿自己作为对立面去认识的,我要借助我的各种能力使角色有新意”。

  “到现在,我没有所谓经纪人、助手、经理、公司等,我是靠直觉做这些事,把它简单化。接广告,我只做几个基本判断:你要做这件事的愿望要感动我,这个产品的市场影响会是好的;我这边,也有精力做这件事。那么好,谈个彼此合适的价格咱们再合作。我不会费太多精力讨价还价,基本一个回合。行就行,不行就不行。放弃了也没什么遗憾的,绝不强求。终究我是个演员,得把精力节约到创作中”。

(责编: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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